本文2020年3月19日发表于东方网，作者为东方智库首席研究员、东大国际战略智库资深研究员
英国已成为欧洲乃至全球疫情的另一个快速蔓延国家，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以来的短短几个小时里，英国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就出现了大幅增长，零时不到2000人，但早上已超过2700人。死亡人数在几小时内增加了将近50人，从零点前的不到70人一下增加到100多人。据报道，患者年龄59—94岁，有潜在健康问题的居多。
英国各地在疫情中“不断沦陷
图片说明：约翰逊首相宣布防疫新措施。（来源：英国卫报）
英国在疫情中急速“沦陷”，英格兰地区特别是英国首都伦敦在告急，在确诊病例中，伦敦就占了三分之一，让这个全球金融中心恐慌万状。英国社会各界尤其是伦敦各界，纷纷强烈呼吁当局采取紧急、果断措施，对伦敦实行封城，以防疫情向英伦三岛进一步蔓延。
当地时间18日晚，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通报疫情，对全国表示感谢，称“我认为很多人正在为履行我们的防疫建议作出真正的英勇努力”。但对于要求伦敦尽快封城的强烈呼声，约翰逊始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强调“正如我今晚所说的那样，在过去几天中，我们一直在不断审视所有措施内容，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提出进一步建议，采取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的更快速的措施”。“我们一直说，我们将在正确的时间采取正确的措施。”
当被问及英国是否会立法以专门减少人们的外出和集聚行动时，约翰逊表示，“对于一个重视自由的政府来说，这不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但是当大流行达到顶峰时，我没有排除一切”。约翰逊首相始终含含糊糊的表态，让英国国民和社会舆论深感失望，也让欧洲邻国感到失望。
英国《卫报》指出，伦敦在疾病传播方面被证实比英国其他地方快速，人们普遍期望新的遏制措施将首先在首都推出。但伦敦市政厅的一位消息人士说，唐宁街10号迄今没有采取任何立即的行动，而是采取了更多要求民众与社会自救自防的措施。当被问及是否有可能封锁伦敦时，首相的发言人依然保守地表示，保护人们免受新冠病毒感染的措施将以科学建议为指导。
约翰逊防疫政策的U型转弯
过去的一周，约翰逊的疫情防控政策，经历了从提倡“群体免疫”的放纵偏执到不断紧急呼吁全国防疫自卫的迅速转换，约翰逊本人也越来越多地站到前台，几乎每天亲自参加防疫新闻发布会，要求国民和各行各业加强疫情防控和自保自卫。
但英国舆论指出了两点：一是这样做已经有些为时已晚，疫情加重并迅速蔓延的残酷现实已经不可改变。如果英国继续采取这种被动、偏执的防疫政策，后果将非常严重；二是认为约翰逊政府虽然在口头上加重了防疫态度，并称当前英国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但“实际上他对Covid-19病毒的回应仍不足以让人放心”。
最新消息说，约翰逊政府已决定在英格兰之外的地区先实行封城，并临时关闭学校和一些机构、企业，但对英格兰地区的封城还没有作出决断。约翰逊有自己的精明算计，他现在更多采取的策略是“像一个叫卖郎那样，每天不断公开吆喝，但实际上货车里没有装多少管用的东西”。约翰逊防疫政策在转向，但不过是“U”型转弯，转来转去又回到了他的“群体免疫”决策的原点。
虽然其他国家的疫情已经很严重，世卫组织也频频向英国发出警告，但英国政府的医学和科学顾问却“忽略了他们的警告”。据报道，向部长们提供建议的英国科学家们似乎认为，这种新病毒可以像流感一样被治疗。这些人对约翰逊政府施加了不该施加的影响。如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公共卫生专家、教授罗伯特·丁沃尔表示，英国“现在就对封城是否有效下结论还言之过早”。他认为病毒有生命周期的特点，在不消灭病毒下实施密集隔离、封城，或许能抑止病毒传播，但是“除非制造出有效的疫苗，否则病毒仍存在人群中”。
难道约翰逊首相对当前全球疫情缺少了解，对疫情的严重性缺乏专业认识吗？不是的，约翰逊的手下有一大批信息分析师，他们随时都在给唐宁街10号提供疫情情报；约翰逊周围有一大批英国皇家医学和病毒专家，他们随时都在给他提供专业咨询，可以说约翰逊很清楚此次疫情的严重性和致命性。
难道约翰面对英国和世界的疫情会麻木不仁，甚至糊涂冷血到置国民生命健康于不顾吗？显然也不是的。约翰逊首相被认为是个绝顶聪明、敢作敢为的人，且非常懂得如何调动民意，疫情之下果断出手，甚至偏激一点，民众并不会责怪他。
那么约翰逊到底在思考什么，盘算什么？人们一头雾水之下，《英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大卫·埃哲顿3月17日发表的一篇评论，从英国政治和历史传统的角度对约翰逊政府的“冷静防疫”态度进行了分析，也许不无道理。
大卫认为，在新冠病毒爆发期间，英国“政府不愿把公民的健康放在首位，这与（英国）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情况类似”，“当涉及到国家紧急情况时，英国有着‘冷酷算计’的传统”。大卫指出，从历史上，英国政府一向善于做“精明的功利主义算计”。在20世纪的两个关键时刻，英国政府都认为“不值得试图以任何严肃的方式保护人口，因为激烈的政策干预所造成的损害将是巨大的”。当时的张伯伦和哈罗德·麦克米伦领导的英国政府，对当时英国可能发生的几场大灾难，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其主要目标都是尽量减少社会与民众的恐惧。这两位首相及他们的政府都间接地认为，英国公民未来的福祉将取决于政府的当下的精明算计与节俭决定，即不过度投资于防御性基础设施。这两届政府都希望通过阻止袭击和保持经济强劲来避免战争，认为英国把钱花在进攻德国和苏联的方法上，要比花在被动应对外来攻击上好得多。
当初张伯伦政府其实已经预见到了来自德国致命的袭击，并认为袭击规模要比闪电战更严重。尽管作出了一些防空努力，但张伯伦政府在用于建造英国防空洞方面投入的资源仍然微不足道。即便是当时英国的科学家积极分子，尤其是生物学家霍尔丹·哈丹等人大声抱怨英国没有建造合适的地下避难所，英国政府也只是表面上敷衍，实际仍然没有建造大量防空避难所，而却专注于建造英国的军工厂，大力发展英国的军事力量。张伯伦政府认为，这可能比单纯建避难所更重要。
20世纪50年代，同样的困境在英国再次出现，但这一次是关于氢弹的威胁，英国政府内部又发生了争论：通过建造昂贵的避难所来保护极易受到攻击的英国人值得吗?当时的麦克米伦政府坚持认为，对敌人氢弹的唯一有效防御是英国加紧研发自己的氢弹，这样才能阻止核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英国经历了冷战，却没有为民众建造大规模的避难所。建造新的原子掩体只是为了进行有限的政府态度的公开展示，而不是真正地为了英国人的安全考虑。民众并不知道这些。
英国是全世界第三个自主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早在1952年10月3日英国就通过“飓风计划”成功地试射了一枚原子弹，是在12米深的海水下面进行的，而且把核试验放在了远离英国的澳大利亚，当时的英国人根本不知道。在进行这些核试验时，英国和澳大利亚当局根本不关心当地土著人的安全。后来的调查记录表明，当时那里的很多土著民出现了眼睛刺痛、皮肤起疹，以及腹泻和呕吐的症状，这些人后来有很多得了癌症和自体免疫类的疾病。
到了1980年，英国政府又一次故伎重演。为了应对当时日益增长的政治和舆论压力，英国政府出版了关于民防的小册子《保护与生存》，告诉公民如何在核攻击中保护自己。这本小册子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给窗户刷漆来反辐射；呆在家里，在房子里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避难。它遭到了一些国家的嘲笑和批评，认为这是对核战争威胁的可笑而不充分的反应。确实如此。然而这些批评并没有抓住英国问题的关键，即这本小册子并不是英国对核威胁的严肃回应，而是英国政府进行的一场公关活动。
大卫指出，实际上“英国有一个冷酷算计的传统。前几届政府都表现出了控制灾难性生命损失的意愿，但不愿在昂贵的防御措施上过度投资，当政者认为那样做得不偿失”。
大卫评论说，面对全球新冠病毒肆虐，英国政府又在进行一场赌博。政府提出了抗疫计划，最初就可能已经预料到会有不少人被感染，有数千人会死亡，“这似乎与民防规划中明显的冷酷无情相呼应”。“政府的另一种反应，包括它不停止旅行、关闭学校、餐馆和其他公共场所的决定，表明它冷静地不愿让（英国）经济和破产的航空公司崩溃。”
英国舆论严肃地指出，冠状病毒是当前的严酷现实，而不是过去的情景，它涉及到英国无数人的生命安全，也关乎到全球的防疫。除了抗病毒的疫苗和药物研发成功，实际上不可能有更好的应对办法。当尸体不断堆积时，当局将无法逃脱现实与历史的责任。英国不能再沉湎于传统的“冷酷计算”，而必须采取务实的态度，好好学学他国成功的抗疫做法，这既是为了英国人的生命安全，也是为了约翰逊的政治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