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传媒观察杂志》2020年04月号，作者周伟业为东南大学文化传媒与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钟南山院士在中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和危机传播中，是一个现象级人物。人们对钟南山敢医敢言精神的信任是他做好危机传播工作的重要基础。钟南山以科学精神攻克医疗难题，以人文素养抚慰人们心灵。在危机情境中，钟南山善于回应热点，善于对话，实现了危机传播信息的供求平衡。口语传播、电视传播、两面提示等传播策略优化了危机传播效果。专家已成为危机传播当中一个不可替代的主体，独立自主与敢讲真话可以赢得更多信任。只有加大健康传播人才培养力度，创新培养模式，才能出现更多的钟南山式的健康传播、公共卫生危机传播人才。
钟南山院士，在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发事件和危机传播中，是一个现象级人物。人们把他看作是应对危机与化解危机的象征，有着非同一般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有研究者认为，出现在媒体面前的专家能够给公众提供必要的专业指导和心理疏导，缓解人们紧张情绪。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非典期间的钟南山院士成为民众心中的一面旗帜。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人们再次频频使用“最美逆行者”“国士无双”“民族脊梁”“医者仁心”“为之泪目”等词语来赞美钟南山院士。有人把他的头像画成漫画，放在宣传预防疫情的标语、文章中。还有人编了微信段子：“初一按兵不动，初二原地不动……何时再动？钟南山说动再动！”拟写了“钟南山火神山雷神山三山镇妖疫”的对联。不少网友留言，心疼钟院士太辛苦，又苍老了很多。甚至有人自嘲患上了“钟南山依赖症”。人们把钟南山当作真相的代名词，把钟南山当作疫情的克星。钟南山院士自己则表示，特别害怕被神化，“我不过是一个看病的大夫”。
钟南山院士越是这样低调、朴实和谦逊，他在危机传播中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越是不断攀升，这其中蕴藏着怎样的危机传播奥秘呢？在钟南山院士身上，我们又能够发现哪些危机传播的智慧呢？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探索。
一、民众、政府、媒体的信任是做好危机传播工作的基础
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往往是情况危急，真假信息满天飞，人们容易受到各种信息的干扰，产生过激行为和过激心理。危机发生之后，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情形当中，人们的情绪恶化，担心、不安、紧张、焦虑、狂躁心理弥漫。这时候，人们迫切需要一个足以信任的可靠的力量来缓解危机、战胜危机。如何缓解公共卫生危机，显然需要政府、民众、媒体、专业救援力量等方面的密切配合和良性互动。所有力量的有效运行，都需要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然而，当下社会，信任是最为稀缺的资源，尤其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这种信任更加弥足珍贵。
钟南山院士赢得国人的普遍信任，源于17年前的非典一役。从2003年1月下旬开始，广东省各家医院不断收到非典肺炎病例，广州地区发病人数急剧增多。2003年的大年初三，当时已经67岁的钟南山临危受命，担任广东省非典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这时，广州市民中间开始流传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正月初八到初十，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恐慌。就在疫情愈演愈烈，医务人员大量感染的时候，钟南山主动请缨，第一个提出来，把最重的病人送到他领导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来。钟南山带领全所医护人员一起战斗。2月18日，连续38个小时没有合眼之后，由于过度劳累，钟南山病倒了。为了不让市民为此担忧，钟南山隐瞒了自己的病情。面对病原体是衣原体的权威发布，钟南山坚持实事求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根据临床实践，出台广东省首个诊断标准。力排众议，与香港大学联合研究，并倡导国际合作攻关。钟南山院士赢得信任的关键是他身先士卒，敢医敢言，将个人生命、名誉置之度外，一心扑在救治病人上。
当记者问到“你说靠一个团队，你怎么凝聚这个团队，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服你？”时，钟南山院士是这样回答的：“第一个，要相信大家，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这么干，怎么干?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你想让人家干一个事儿，你自己先去干，也就是说不管是检查病人、看病人或者到哪儿，你又要别人去看，你自己又不去的话，你根本不可能调动大家。所以在这个时候更加要到第一线。而我自己就是对每一个病人都观察，因为我始终想找出他的规律。所以，所有的病人对他的口腔，对他的咽部，我都进行仔细的检查。”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这个团队里，在广州乃至全国非典防治的战斗中，钟南山院士始终和大家奋斗在一线，正是这种“行胜于言”的无畏果敢精神，赢得了国人的普遍信任。
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际，84岁的钟南山再次出山。当这个依然健朗的身影出现在武汉，在接受访谈时，告诉人们新冠肺炎“人传人”的事实时，人们再一次把钟南山的判断当作真相，把所有的赞誉之词都送给了这位老院士。
人们信任钟南山院士，是信任他在关键时刻敢讲真话，敢于担当。这种信任，源于钟南山负责、热忱、勇敢、无畏等的人格精神，凝聚着人们对他的敬仰与尊重之情。唯有信任，才能使卷入危机的人们走到一起，缔结成为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彼此信任，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不必要的分歧和误会，有效提升沟通、交流、协作效率。因此，彼此信任，是化解危机、做好危机传播工作的坚实基础。
二、尊重事实的科学精神与医者仁心的人文情怀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体要求。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强调的是克服困难、战胜疫情的精气神。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强调的是尊重事实、遵循规律去攻克难题。这种既重视科学又重视人文精神的特点，在钟南山院士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不论是2003年非典期间，顶着巨大压力提出不同于权威专家早先提出的病原体是衣原体的结论，还是2020年1月20日接受白岩松采访时说“肯定有人传人”，这些判断都是基于事实的科学判断。在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很多病原体一开始并不清楚，病情发展也是扑朔迷离。像这次新冠肺炎，既不同于非典，也不同于一般流感，病情发展过程与之前的各种传染病都有不同之处，人们普遍感到这个病毒比较难以琢磨。从病毒的源头、中间宿主到传播途径，都需要病毒学家、医学专家下大功夫研究，才能逐渐弄明白。但是，另外一方面，病毒传染力强，感染人数增长快，聚集性发病案例迅速增多，疫情形势十分危急。这两点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矛盾——认识病毒和疫情的难度与解决问题的时间紧迫性。所以，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有几分依据讲几分话，这就是科学精神的最好体现。
钟南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个敢医敢言的硬汉形象。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三度落泪。1月28日，接受新华社采访时，钟南山双眼满含泪水。他说：“全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1月30日晚，在北京开完会，赶赴机场的路上接受采访，钟南山哽咽说：因为我觉得在武汉，我们的医务人员做得非常辛苦，人们受到病毒感染，非常压抑。当我的学生写了一个信息，说在外面的大街上有人唱起了国歌，说明大家的士气已经起来了。所以我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干任何事，包括对待危重症的传染病人，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士气、精神，还有团结协作的力量，这个是必须要有的一个前提。2月11日，钟南山院士接受路透社采访，谈及李文亮医生时眼眶湿润。他说：我认为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的英雄，我也是。我为他骄傲，他早在12月份就把真相告诉了人们。
这三次落泪，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了钟南山医者仁心的一面。武汉作为一个有着千万人口、九省通衢的中心城市，疫情发展令人担忧、焦灼，钟南山同样也感受到武汉人民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做出的默默奉献，所以为之泪目。另外两次落泪，都是因为战斗在一线的医生。作为医疗战线的前辈，他能够深切体会到武汉一线医护人员那种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奉献精神，感受到一位年轻同行令人尊敬的品行。
中国人民大学胡百精教授认为，危机是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变异引发的威胁性、破坏性的情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危机管理研究逐渐形成偏重“管理”与偏重“传播”的两个流派。危机管理，主要包括应对策略的制定、专门组织的建立、技术方案的施行，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权力配置和资源管理，目标在于恢复常态秩序、降低危机损害。危机传播，则包括当事主体针对内部、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宣传、劝服与对话，以及对其他信息传播过程的控制，目的在于修复形象、重建社会共识和信任关系。相较而言，危机管理偏向于“对事”，危机传播则偏向于“对人”。可以说，面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钟南山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解决好了一系列具体的“对事”方面的医疗难题，以仁厚的人文素养解决好了“对人”方面的心理抚慰、精神上的鼓舞，实现了正义感、社会共识的重构。前者属于科学精神，后者属于人文精神。危难时刻，把事办好了，可以让人感到欣慰和温暖；把人心感动了，大家自然可以更好地去做事。
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做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精良的医术，更重要的是要有仁爱之心，要有为国除患祛弊的责任担当。钟南山院士仁心仁术，可谓是一位大医和上医。在他的身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辩证统一的，这种人格精神在面对危机时，自然而然就会表现出来。科学的因素与人文的因素既相互促进，也相互激励，可以更加有效地面对危机的挑战，回应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的种种难题。
三、及时稳健的热点回应与平等交流的对话意识
吴廷俊教授认为，大多数地方政府官员面对公共卫生事件时，下意识的行动就是捂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公开信息，使媒体对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呈现为“挤牙膏”的僵硬模式。显然，这种危机传播模式是十分危险的。
身处公共卫生危机之中的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非常旺盛。像这次新冠肺炎，人们就十分关注这个病毒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特点，传播途径有哪些，哪些人容易被感染，有什么防护措施，如果不幸感染有没有特效药，如何治疗，中医治疗有没有效果，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控制，等等。这些问题是大家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是钟南山院士在接受访谈或新闻发布会、通气会上发言的侧重点。
南都大数据研究院以“钟南山”为标题关键词，采集了1月18日0时至2月28日16时40天内2600多条新闻，进行数据分析。他们从2600多条新闻中，筛选出热度较高的27句话。其中，2月27日钟南山在广州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上讲的“我们有信心四月底基本控制疫情”的热度最高。1月20日晚接受白岩松连线采访讲的“肯定存在人传人”热度排在第二。“新冠病毒潜伏期24天不应被过度解读”热度排名第三。
应该说，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很直观地告诉我们，钟南山院士在危机情境中，懂得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哪里，善于回应热点问题。这样，就实现了危机传播信息供求关系的平衡，实现了讲的人能够讲到人们心坎上，听的人可以听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实际也就是一个释疑解惑的双向互动的过程。
除了回应热点关切，提供释疑解惑的有效信息，危机传播更是一个对话的过程，一个话语充分互动、竞争甚至是博弈的过程。胡百精教授基于巴赫金等人的对话理论，提出危机传播是一个对话与公共讨论的过程。当然，在这种讨论和对话中，有代表政府的官方话语，也有大量的非官方话语。研究公共关系的陈先红、何舟教授发现，公共危机传播的官方模式，主要有控制封闭模式、单向宣教模式和双向沟通模式，与之相对，非官方模式主要有揭露模式、抵触模式和肯定补充模式，二者一一对应，形成双重话语空间的三种互动模式：控制封闭模式VS揭露模式、单向宣教模式VS抵触模式、双向沟通模式VS肯定补充模式，这三种互动模式前两种呈现消极效果，第三种具有积极效果。不论是胡百精教授的理论研究，还是陈先红、何舟教授的案例分析，得出的危机传播最佳模式的结论是一致的。危机传播的话语表达应该规避传统的控制封闭模式和单向宣教模式，而应该采用双向沟通的对话模式。因此，对话模式应该是危机传播的最优选择。
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媒体对钟南山的采访，大多采用的是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记者代表大众，把人们关心、关注的问题提出来，钟南山院士现场回答。例如，白岩松采访钟南山的一段对话。
白岩松：针对人传人的判断是什么样的？
钟南山：在武汉有这样肯定的证据，在广东有两个病人没去过武汉，但是家人在去了武汉以后，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回到家里后，两个家庭都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现在可以这么说，肯定有人传人的现象。
此前，有专家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未发现人传人现象”，钟南山明确提出“肯定有人传人的现象”。这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相反的观点和看法。这一对话，从语言形式上看，是和白岩松之间的一问一答。其实，还包含着一个对之前专家结论的不同的声音和与之对立的判断。正是这一判断的出现，改变了民众和政府对疫情的所有的判断和决策。显然，对话的本质是不同声音的交织和争论，是不同观点和思想构成的某种“复调”。对话在文学艺术领域，或许是一种多元化的可以相互包容的并行不悖的不同可能。对话在科学领域，既有彼此相互补充的多种可能，也有非此即彼的是非与对错。在这次对话中，钟南山从事实出发，否定了此前判断的疏失，发出了一个简洁但有力的预警信号。
四、通俗易懂的口语传播与电视直播的现场感和完整性
除了一般性的传播活动，在危机传播中，口语传播也可以发挥非常好的效果。例如，罗斯福总统炉边谈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美国遭遇经济大萧条，后来又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通过广播发表炉边谈话，与民众谈经济、谈就业、谈能源、谈司法改革、谈选举。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罗斯福继续发表炉边谈话，谈国防、谈国家安全、谈战争进程、谈战争筹款。两个系列的谈话，长长短短一共30次。炉边谈话鼓舞了美国人民的信心，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这些谈话对美国政府渡过难关、走出经济危机和战争困局起到了比较明显的作用。罗斯福广场有一尊平民塑像，就是为纪念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而创作的。这尊塑像并没有直接表现罗斯福总统本人，而是塑造了一位穿着俭朴的平民，坐在房间的一角，全神贯注地在倾听着什么。看到这尊塑像，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他是在聆听罗斯福的炉边谈话。这尊特别的塑像，或许是炉边谈话深入民心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委会、居民小组把沉寂多年的大喇叭重新用了起来，在群防群治、联防联治的宣传与劝服中，地方特色鲜明，表达方式风格多样，有的看起来似乎虽然有些落伍过时，但并不妨碍这些喇叭发挥较好的传播效果。
早在2003年非典期间，钟南山院士在电视上的访谈就给人们留下了十分难忘的记忆。今年疫情期间，钟南山院士又频频出现在电视和各种客户端的视频中。与17年前相比，电视的黄金时代已经悄然逝去。但是，危机时刻，电视传播仍然有网络媒体、自媒体不可替代的优势、公信力和权威性。据统计，从2020年1月18日到2月28日的40天时间里，钟南山接受采访和参加新闻发布会、新闻通气会一共有10多次，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电视或视频的方式进行的。电视或视频在信息传播方面，显然比文字、广播或音频还要完整，传达的意义还要丰富。人们在收看钟南山电视访谈节目时，不仅通过他的回答或演讲获得了具体的疫情信息，还从他的表情、手势、眼神、语调、情绪等等非语言信号当中获得了更多的意义，可以产生良好的共情效应。钟南山院士把专业的疫情防控问题讲得非常通俗易懂，表达上既有完整清晰的逻辑，同时也非常生活化、口语化，很接地气。如对于新冠病毒“RO值是2到3之间”的表述，一般民众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钟南山在访谈中把这个专业的说法翻译一下，说“一个人传染2到3个人”，就很容易明白了。钟南山语速适中，虽略带口音，但语音清晰，语调沉郁顿挫。钟南山电视访谈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都不会存在太大的接受困难和理解障碍。与其他媒体相比，电视或视频传播具有眼见为实的现场感、信息传播的完整性和受众容易接受的易读性。
还有一点也值得特别注意。电视在全国的覆盖率，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农村地区的覆盖率还是非常高的。借助发达的电视传播网，可以扩大疫情信息与防治方法传播范围。除此之外，电视节目还可以通过文字、图片、短视频等方式，继续在微博、微信平台获得多级传播，延伸传播路径，拓展传播空间。
五、现实情况与风险提示同时告知的客观辩证的两面提示
美国传播学的四大先驱包括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心理学家卢因和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态度”问题是一个重要课题。霍夫兰开辟了这一研究领域，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态度的形成与转变上。通俗地说，也就是用什么样的劝服方法才能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正是在劝服手段与态度转变的结合之处，社会心理学与传播学研究走到了一起。
霍夫兰的态度研究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1943年到大战结束的1945年。后一阶段，是从1945年到他1961年去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军方广泛地利用电影、广播等传播媒介来教育部队，鼓舞士气。这样做的效果到底如何?在几种可供选择的传播方案中，究竟哪一种最好?比如介绍战况时，是只说一面好，还是正反两面的情况都说好?当时年仅31岁的耶鲁大学教授霍夫兰就是军方这一研究项目的负责人。
霍夫兰后来把“只说一面”“还是正反两面都说”概括成“一面提示”与“两面提示”。所谓一面提示，就是劝服者只提供一种观点、看法给对象，以争取对象的认同。所谓两面提示，就是劝服者同时把对己方有利的观点和不利、不同的观点都提供给对象，以供劝服对象做出选择。一面提示有利于强化劝服者的观点和立场，但并不见得总能赢得对象的认同，人们会本能地去寻求事实的另一个侧面。对于劝服者来说，两面提示存在一定的风险，可能会为相反观点开辟市场。但是两面提示有着重要的免疫效果，对相反的、负面的观点的提示，往往使对象产生一种免疫能力，从而更加信任劝服者。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一面提示对于教育水平低的人比较有效，而两面提示对于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比较有效。
钟南山院士或许不一定专门研究过霍夫兰所做过的传播与社会心理学实验，也不一定了解“一面提示”与“两面提示”这些概念和传播技巧。但是，钟南山在阐述疫情现实情况与未来发展趋势时，经常会同时告知现实情况与不确定性，告诉你乐观的一面，但也不忘记提醒你提高警惕。
钟南山在广州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说，17年前，非典在广东出现，当时经过将近50天，香港才明确是什么病毒。这次很快就发现是新型冠状病毒，国家制定出台了很多检测防控方法，进步很大。与此同时，钟南山也说，“此次疫情暴露了一个短板”“就这次事件中，12月31日发现病例，我们向媒体发布明确人传人是1月20日，但更早时CDC已经确认‘人传人’，当时没有发布。因为CDC只能向上报，再由地方政府决定，无法再做什么。所以CDC地位一定要提高，而且一定要有行政权。如果不是，以后可能还会出现这次的问题”。钟南山特别强调，世界进入21世纪只有短短20年，已经暴发三次冠状病毒疫情：SARS、MERS和新冠病毒。所以他提出，凡是冠状病毒，凡是一看有聚集性，马上要严防扩散。在这次通气会上，钟南山对疫情发展态势预判是4月底基本控制，对我们国家层面的决策部署和群防群治与联防联治、科学技术进步、医疗技术进步评价比较高，但在谈到复工复产、疫情多国暴发可能会导致输入性病例时，做了重要的提醒，劝告中国人如果不改爱吃野生动物的陋习，可能还会出大问题。
换位思考，大疫当前，专家的发言非常不容易。专家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被媒体和公众过度解读，甚至误读，还会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会抓住片言只语，进行恶意曲解和攻击。一言不慎，可能遭遇身败名裂的危险。所以，有专家感慨：“现在专家太难了，说得轻，说你粉饰太平；说得重，又说你危言耸听。”钟南山院士不仅是治疗疾病的高手，也是新闻舆论的高手。钟南山也曾坦言，非典之后讲话非常谨慎，有一分事实才敢说一分话，要能经得起科学和时间的检验。因为家庭教育的影响，父亲的教导，英国留学的经历，大灾大疫的考验，让钟南山成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将军，胸中自有韬略，凡事实事求是。既有大担当，也有真本领。或许，这才是钟南山既能看到问题有利性的一面，也能发现问题症结所在，能够及时发出预警，直击关键和要害的真正原因。
六、公共卫生危机传播领域钟南山现象的思考与讨论
（一）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中的专家角色与信任问题
第一，专家在危机传播中不可替代的主体地位
在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研究领域，尤其是公共危机管理与传播领域，一般将政府、媒体、公众三者视为传播主体。笔者认为，在政府、媒体、公众三个主体之外，专家可以独立出来，成为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的一个主体。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观察当代社会，他认为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的风险不再只是显然易见的可感可触的危险，很多风险潜藏在暗处，很难被人们的感官直接感知到，一般人也很难认识它的真面目。贝克认为：“风险首先是指完全脱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现象，此外还包括空气、水、食品中的有毒物和污染物，以及由此对动植物和人所造成的短期或长期的影响。风险引发的损害是系统性的，通常不可逆转，大多也不可见。”这种事例不胜枚举。各种病毒、细菌引发的传染病、流感、肺炎，如果不借助专门的仪器，不依靠专业的病毒学家和医学专家，普通民众几乎没有办法确定病原体、发现致病机理、提出防治与治疗方案。
为了更加深切地理解贝克所讲的风险社会危机的隐秘性以及专家的重要性，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发生在110多年前的东北鼠疫的抗疫故事。《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叙述了当年发现鼠疫病原体的细节和过程：1910年10月，鼠疫在东北三省暴发。受官方委任，年仅31岁的医学博士伍连德担任东北抗疫“全权总医官”。1910年12月27日，伍连德博士得到了一次秘密解剖鼠疫患者尸体的机会。他们用吕氏染色剂染色后，用高倍显微镜观察。所有标本都呈现成群的鼠疫杆菌，它们呈现特有的两头着色的卵圆形。琼脂试管里的细菌培养，进一步证实了是鼠疫。将这些培养物放在室温下3天后，出现了状如针头的半透明菌落。挑取其中一个菌落涂片观察，再度显示了鼠疫杆菌的特征。伍博士当即向政府通报情况。哈尔滨当地官员和警务长，虽然都是外行，但都被请来在显微镜下观看鼠疫杆菌。伍连德博士通过这种现场观摩的方式让官员们了解疫病神秘死亡的真实原因。
此后，伍博士向朝廷报告情况，提出9条建议，包括：1.傅家甸存在肺鼠疫流行，已经被临床和细菌学检验充分证实。2.该传染病几乎完全由人到人传播。老鼠感染可以排除，扑灭瘟疫的所有努力应集中在流动人群和居民中。3.铁路交通必须严格管制。4.开放的道路和冰冻的河流助长了鼠疫传播，必须派人沿途巡视检查。5.傅家甸官员应提供房舍，供急性患者用做医院。建立隔离营，收容接触者。6.从南方招募更多医师和助手。7.为防疫提供足够经费。8.华北铁路沿线一旦有病例出现，必须采取严格防疫措施。9.与东北日本铁路当局合作。正是因为伍连德博士的细菌检测，确认了病原体，掌握了疫情传播规律，取得了政府和民众的支持，才有可能战胜疫情。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傅家甸的死亡人数就下降为0。6个月后，这场导致6万人死亡的东北大鼠疫终于被扑灭。与发生在世界其他各地的鼠疫灾难相比，伍连德博士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人类扑灭鼠疫的历史奇迹。
从公共卫生危机管理角度看，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各个方面的专家和专业医护人员的努力，危机很难化解，疫情很难遏制。从危机信息传播角度看，如果没有专家的研究和判断，媒体也好、政府也好，社会大众也好，很难了解事情的真相。公共卫生危机当中，专家的发言成了媒体的主要信息来源、政府做出各项决策的重要依据、民众做好预防和治疗的行动指南。专家在危机管理、危机传播当中扮演的角色，媒体、政府、民众都无法替代，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专家成为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其他任何人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钟南山院士发布人传人消息，李兰娟院士建议武汉封城，张伯礼院士倡导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医中药治疗，王辰院士提出建方舱医院尽量收治病人。媒体评价这4位院士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还有，陈薇院士、张文宏、张继先、李文亮、张笑春等千千万万的专业科研人员、医护人员，在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专家和专业人士成为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重要主体力量的鲜活例证。
而且，让专家和专业人士成为公共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活动中的一个独立主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样，可以提高专家在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活动中的地位与话语权，提升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的科学预警、科学决策、科学处置、精准施策的能力和水平。当然，在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中，钟南山这样的资深专家的话要听，一线专业人士从现实工作中发出的危机预警、发现的问题、提出的合理方案，也要得到充分的重视。专业人士和专家是科学知识的化身，是专业精神的体现。在事实面前人人平等，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每一位专业人士和专家的积极性与主人翁意识，更好地预防危机、应对危机，做好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在欧美公共关系和危机传播中，公共关系专家、危机传播专家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大多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媒体人脉为政府、公司提供服务，帮助政府和公司应对危机事务。在危机传播专家指导下，危机责任方与媒体沟通，与政府斡旋，与公众对话，与危机承受方进行谈判，减少危机责任方损失，修复危机责任方形象。但这种职业化的危机传播专家要么依附于政府、要么依附于公司，拿钱替人消灾，虽具有专业性，但缺乏独立性和公益性，最终目的往往只是为了一己之利益，而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显然，这种危机传播专家难以成为危机传播中一个独立的主体，只是公共危机管理、危机传播的配角。
第二，专家如何规避信任危机进而赢得信任
有研究者调查发现，当前，我国专家的权威性和可信性正在受到挑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专家信任危机。专家虽然掌握了比较系统的专门的科学知识，具有超越常人的专业能力，但是面对新病原体、新情况，掌握事实如果不够完整，判断发生偏差与失误，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现在看来，国家卫健委派到武汉的前两批专家的判断“未发现人传人现象”，显然是错误的判断。专家发生误判，民众自然会对某些专家产生信任危机。如果在危机预警、危机管理、危机传播过程中，专家频频发生错判、误判，这种信任危机就会放大，产生连锁效应，甚至会殃及所有专家，影响到一个行业的社会声誉。
如何让专家赢得信任，规避信任危机？有调查和研究发现，公众对专家不信任，主要原因是对专家可能存在的“利益关联”比较担忧。如果想要消除公众对专家的怀疑，则要切断专家与其代言机构之间的利益关联，保持专家的利益无涉和价值中立。当前，公司和政府的影响是导致专家难以价值中立的主要原因。公司和政府必须尊重专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为此，需要在政府、公司和专家三方面，建立各自独立、相互尊重的职业原则和监督机制。只有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专家们才不会与利益发生捆绑，不会屁股决定脑袋，不会“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不会睁眼说瞎话。
在一些专家遭遇信任危机的时候，为什么钟南山却能够赢得各方面的信任？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这也是笔者花费大量笔墨分析公共卫生危机传播领域“钟南山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钟南山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大夫，虽然名望很高，但始终把病人放在心里，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能够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不做利益代言人，保持独立判断，勇于身先士卒，挑战难题，善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如果每一位专家都能像钟南山院士一样，既有大公无私的责任担当，也能为民请命敢讲真话，误判、错判就会减少，自然也就会赢得信任，规避信任危机。
（二）公共卫生健康传播、危机传播人才培养的紧迫性与两种培养模式
钟南山院士作为医学人才，接受过系统严格的专业教育。但是，作为公共卫生领域健康传播和危机传播专家实属在实践中锻炼成长的人才。
短时间内，可以在现有医疗专业人才队伍中发现健康传播、危机传播方面的人才，让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兼任健康传播、危机传播的专家，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从长远规划来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专业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需要一定数量的接受过新闻传播教育的健康传播人才和公共卫生危机传播人才。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是“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在讲到中医药方面时，提出“开展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大力传播中医药知识和易于掌握的养生保健技术方法”。预防为主的核心政策以及大力传播中医药知识，都需要健康传播与公共卫生危机传播方面的人才。
国内医学专业和公共卫生专业在预防、治疗、护理、医养、管理人才培养方面抓得很紧，成就斐然。但在健康传播、公共卫生危机传播人才培养方面，甚为缺乏，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方面，需要迎头赶上，努力开拓，创新发展。
第一种模式：医学教育+新闻传播教育，医学为主，新闻传播学为辅
从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人民群众对健康信息的需求、医患关系矛盾频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紧迫需要等社会现实看，健康传播、公共卫生危机传播专业方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增长点。信息社会，每一位医护工作者，都肩负着健康传播的职责和使命，在公共卫生危机中，需要面对危机传播的一系列问题，所以，增强医学专业大学生、研究生的媒介素养和危机传播能力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应该鼓励医科大学、医学院、综合性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院，开设医学新闻报道、健康传播学、危机传播学、医患沟通、医患舆情引导等专题课程、选修课程。采用医学教育+新闻传播教育的教育模式，以医学为主，新闻传播学为辅。可以将新闻传播专业课程作为通识课程、素养课程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如果条件具备，还可以开设健康传播、公共卫生危机传播本科专业学位课程，发展健康传播、公共卫生危机传播硕士博士专业培养方向。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医科大学、医学院在这些方面都可以大有作为。
第二种模式：新闻传播教育+医学教育，新闻传播学为主，医学为辅
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很快，但同质性非常严重，专业方向缺乏必要的细分，不同类型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方向差别不大。教育主管部门缺乏宏观指导和科学规划，导致各院校粗放培养，最终造成毕业生就业困难。但是，特色新闻传播专业，如财经新闻、法制新闻、国际新闻，国际传播、科学传播、健康传播等专业人才却相对缺乏。建议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科学规划，有条件的新闻传播学院采取新闻传播+其他专业的复合培养模式，培养更多的复合型人才、专家型新闻记者。如果新闻传播学院所在大学有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可以采取新闻传播+医学的培养方式，培养健康传播人才、公共卫生危机传播人才。在这方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经迈出了探索的步伐。经韩启德院士倡议，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北京大学医学部于2017年9月招收首届健康传播专业硕士，开始探索健康传播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的在于培养“既掌握医学知识又通晓传播规律的人才”，首期招生15人。
只有厚植健康传播与公共卫生危机传播人才培养的土壤，增加人才队伍的后备力量，才能更好地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才能在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涌现更多的“钟南山”式的健康传播、危机传播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