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2020年11月30日发表于东方网，作者为东方智库首席研究员、东大国际战略智库首席研究员
全球化的新冠肺炎既是一场大灾难，也是一面大镜子，它不仅给全球造成了深重苦难，也折射出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的心态、制度和模式的成功与否。抗疫成功的国家有其共同性和必然性，而失败的国家尽管原因很多，也都有其必然性。
瑞典“群体免疫法”的始作俑者
瑞典这个国家，年初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坚持所谓的“群体免疫法”，其倡导者和顽固推动者是瑞典的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瑞典在公共卫生和防疫方面与他国体制有所不同，因此抗疫的决策和模式也不同。
特格内尔不仅从2013年以来一直是瑞典的国家流行病学顶级专家，而且在瑞典公共卫生局担任要职，按照瑞典有关法规，他才是瑞典公共卫生安全的最高权威，首相在这方面也必须听从和服从于他，这使瑞典政府在疫情应对方面一直处于被动局面。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日前将瑞典列为欧洲抗击新冠疫情最糟糕的国家。该组织对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疫情进行了全面分析，比较了各国抗疫的方式，瑞典在几个要害问题上同时受到了批评。如该国人口流动在大流行期间没有减少，瑞典的病例比率高于欧洲国家，更高于北欧邻国。
瑞典首相勒文11月22日罕见地发表了周日晚间讲话，警告国民瑞典的抗疫形势面临日益严峻的威胁。瑞典舆论也对疫情表示出极大的担忧，很多人抱怨该国迄今为止的疫情应对措施过于消极被动，可能不足以抗击日益恶化的疫情。但特格内尔则不以为然，甚至指责OECD的分析报告和结论断章取义。
瑞典的疫情爆发时间与芬兰、挪威、丹麦和冰岛四个北欧邻国基本相同。北欧五国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连，生活方式、宗教、社会和政治制度也相近。瑞典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口1000余万，GDP5500余亿美元，经济、科技、社会、医疗高度发达，属于北欧五国的“大哥大”，在诸多方面发挥着“领头羊”作用，但此次抗议中瑞典却成了反面典型和北欧国家的拖累。
瑞典疫情愈演愈烈
疫情来袭时，瑞典依靠自己先进的公共卫生和医疗设施，有效抗击了疫情，显示了实力和优势。但病毒并不分强国、弱国和小国，只要有空子就会钻。当欧洲大陆国家面对疫情大多如临大敌，纷纷采取部分或全面封闭隔离时，北欧国家也紧急行动起来，芬兰、挪威和丹麦等也早早采取比较严格的防疫措施，因此有效抵御了病毒的入侵。
但瑞典自以为是，一直坚持所谓的“群体免疫”抗疫模式，结果疫情不断恶化。瑞典按照人口比例，不仅很快成为北欧国家的疫情之最，而且变成了欧洲的疫情重灾区，后来的疫情更一发不可收拾。
截至北京时间11月29日中午，瑞典新冠病例已激增到243,129例，每10万人的染疫比例为2,388例；死亡病例6,681例，每10万人为66例。目前瑞典在全球病例排名中位居第36位。而西部邻国挪威的病例仅35,546例，每10万人为669例；死亡病例仅328例，每10万人中仅6例。东部邻国芬兰的病例仅24,307例，每10万人中仅440例；死亡病例仅393例，每10万人中仅7例。丹麦的疫情稍微严重些，但迄今累计病例也不过78,354例，每10万人的病例为1,352例；死亡病例累计823例，每10万例中仅14例。
最近特格内尔不得不承认，瑞典的“死亡人数太多了”，但他仍坚称其“群体免疫法”是正确的、明智的、有效的，并辩称瑞典的死亡人数多主要是因为老年人的染疫和死亡病例过高，是老年人特别是养老院的医护和防疫工作没有跟上造成的，与他坚持“群体免疫法”没有直接的关系。
特格内尔固执己见
11月13日，特格内尔在瑞典本国和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接受路透社记者电话采访时仍坚称，瑞典的“群体免疫”战略将“不会改变，我们将继续走这条路，对这一规则有巨大的坚持”。
特格内尔坚持的所谓“群体免疫法”就是与许多其他国家应对疫情的方式不同，瑞典在整个流感大流行期间一直开放学校、餐馆和其他企业，仅侧重于鼓励社会接触疏远和保持良好卫生等自愿措施，如要求人们尽可能呆在家中工作，避免公共交通和到拥挤的室内参与活动等。
瑞典还是欧洲少数几个不推荐或强制要求医院和护理设施之外的人们必须戴口罩的国家之一。特格内尔说，尽管欧洲疾病控制中心和许多其他卫生机构推荐了戴口罩，但他还没有看到任何有利于戴口罩的良好研究。他称，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很少，如果你看看那些对戴口罩有严格规定的国家，就很难看出它们的表现有什么特别良好之处”。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在疫情爆发后，采取封锁隔离、再次开放和疫情再次爆发、再度封闭、又逐步开放的疫情应对模式，给了特格内尔辩解其“群体免疫法”有效的更多理由和说辞。特格内尔认为，这些欧洲大陆国家的抗疫模式与瑞典的“群体抗疫”方式实际差别不大，从成效来说也是喜忧参半。这些国家既想硬性抗疫，又担心经济社会承受不住，封封放放，缺少定力，结果既没有消除疫情，也未能挽救经济，不能说是成功的抗疫方式和模。而瑞典至少保持了经济社会免受大的冲击。
“群体免疫法”引发巨大争议
特格内尔的偏执抗疫法在瑞典上下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奇怪的是，他“既招致了严厉批评，也引起了不少赞扬”。特格内尔在频繁的记者招待会上，竟然不断“吸引了大批电视观众”。有一些纹身者穿着上面印有“有特格内尔在，我们信任”的字样，在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招摇过市。一些评论指出，不少特格内尔的狂热拥趸是激进分子，思维极端，他们把极端主义带到了国家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之中，可以将此视为“极端疫情民粹主义”。
然而，很多瑞典人并不赞同“群体免疫法”。据路透社报道，特格内尔甚至收到了不少指责他推行鲁莽政策的人对他发出的“死亡威胁”。不少瑞典人对瑞典死亡人比邻国挪威高出10倍以上、比丹麦高出近5倍表示了极大担忧和愤怒。11月13日的瑞典《阿夫顿布莱特日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27名瑞典科学家和医生在信中警告称，瑞典可能很快就会接近春季重症监护医院的人数，并呼吁政党领导人推翻卫生部门坚持的“群体免疫法”，实施更为严格的疫情防控限制。
国际上对特格内尔坚持“群体免疫法”也有反对之声。美国一些流行病专家批评称，瑞典远远没有实现群体免疫。面对一场危险的病毒大流行，政府和社会大众都需要齐心协力，坚决将病毒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传播坚决控制住，而不能让其放任自流。
美国前卫生部长助理霍华德博士强调，提倡和要求人们戴口罩是必须的，事实证明戴口罩、检测Covid-19并追踪患者的接触者是有很大帮助的。瑞典创建和试图坚持“群体免疫”模式，但该模式已“严重失败，绝对不是我们（美国）应该试图复制的策略”。如果美国推行“群体免疫”方式，“将彻底颠覆美国数月来控制病毒的工作成效”。霍华德博士这番话，被认为是针对特朗普政府在大选之前提出的类似瑞典“群体免疫法”的抗疫策略所指出的。
世卫组织批“群体免疫法”不道德
世界卫生组织对瑞典的“群体免疫”模式表示了明确质疑和反对态度。世卫负责冠状病毒应对的技术主管玛丽亚·范·克霍夫今年8月在日内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群体免疫”通常是在接种疫苗的背景下讨论的，而不是作为对病毒大流行的一种反应策略。“通常是当我们谈论免疫屏障，我们谈论多少人口需要接种疫苗，抗击病毒原体，防止病毒传播时才会提出群体免疫的问题”，“如果我们从自然的意义上考虑群体免疫，就像让病毒横行一样，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意味着许多人会被感染，许多人需要住院治疗，许多人将会死亡”。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所谓的“群体免疫论”。谭德塞8月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让一种我们还不完全了解的危险病毒自由运行是不道德的，这不是一个选择”。“群体免疫”是“用于疫苗接种的概念”，而不是对疫情大流行的有效控制。“在公共卫生的历史上，群体免疫从未被用作应对疫情爆发的一种策略，更不用说针对流行病了。这在科学和伦理上都是有问题的”。这只会“让病毒不受控制地传播，意味着让人们不必要地受到感染、痛苦和死亡”。
瑞典卫生当局会听从忠告和警告吗？目前看很难。
一是瑞典这个国家个性非常强，从来都极其自信，在很多方面喜欢标新立异，对别国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批评指责，政治上如此，经济贸易、科技创新和企业产品设计上也是如此。瑞典因此有其成功和独特的一面，也有其故步自封和不成功不入流的一面，但瑞典就是瑞典，不大会改变；二是特格内尔是瑞典固执己见执风格的典型人物。瑞典和欧洲舆论早已指出，特格内尔认准了的事是不大会改变的。虽然瑞典的疫情日益加剧，特格内尔也面临日益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但他有自己的思维习惯和专业认识，始终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而且是一贯正确的。
特格内尔1956年4月17日出生在瑞典第四大城乌普萨拉。1985年，他在隆德大学学习医学，随后在厄斯特松德的县医院实习，而后到林雪平大学医院专门研究传染病。
客观说，特格内尔在医学上特别是在传染病学方面是相当钻研刻苦的，也是有造诣的，他早在1990年就用瑞典的病毒性出血热，成功治疗了据信是埃博拉病毒或马尔堡病毒病的后遗症患者。1990年到1993年，特格内尔曾任职于世卫组织在老挝建立的疫苗接种计划项目，并到非洲国家实地考察研究病毒疫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不仅在瑞典享有很高声誉，而且在欧洲的流行病学领域也有不小的知名度。
但舆论担心，特格内尔坚持偏执的“群体免疫法”也许对其学术研究不无参考帮助，但这样做的风险极大，实际上他是在以瑞典民众的生命健康为代价，对国际抗疫已逐渐形成的基本共识与成功模式进行对抗挑战。
